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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廷训先后向袁系私通款曲，袁世凯又通过赣籍议员买通众议员欧阳成，由欧阳成向其弟欧阳武策反。在这样的诱惑下，欧阳武虽没有直接宣布投靠袁世凯，但是态度也随之转变，开始于赣军之中倡导和平解决南北局势。

    李烈钧在内外压力下，鉴于革命党人土气消沉，不得不表示退让，电告袁世凯：“沿江炮台已上炮衣，九江结束军管恢复秩序。”在袁世凯的命令下，第六师自常州后撤至扬州，形势稍有和缓。同时，李烈钧也派彭程万赴京陈述政见，黎元洪领命接见，向江西代表提出了调和的最低方案：“（一）公开声明服从中央；（二）欢迎汪民政长实行军民分治；（三）九江镇守使由中央派员接任；（四）赣督李烈钧下野。”并且限十天内答复。

    前两条倒也罢了，然后后面两条李烈钧是万万不可能答应的。尤其是第四条更是直指于他，让他放弃对江西的统治权李烈钧如何能够接受。所以，只在江西代表发回方案的第二天，便由省议会出面，拒绝了黎元洪地最后通牒。

    大战的气氛随着段祺瑞的‘战时内阁’跟袁世凯的最后通牒变得空前浓重，眼看着一场南北大战将要打响。然而，拥有兵权的革命党人则依然迟疑不决。孙中山电令广东独立，但陈炯明却跟胡汉民因为粤督之争而不愿表态，在他的带领下一种军方将领过半都是拒绝起兵。孙中山无奈，只好亲赴粤主持其事力劝之，陈炯明表面顺从，胡汉民旋即再一次召集旅长以上军官会议，讨论兴师北上。虎门要塞司令饶景华公然反对，扬言：“倘有径行出师、反抗中央、自取灭亡者，过虎门时，当以敌军对待。”由于诸将消极抵制出兵，胡汉民无可奈何，只能暂时放弃了出师之举。

    整个民国二年的春夏之交，国民党都是在犹豫、动摇、观望、变乱、内讧地气氛中度过的。柏文蔚虽曾有皖、赣先行发难地建议，但顾虑到皖、赣军力薄弱，态势突出，处境危险而未能实现。不得已，命令陈其美先宣布上海独立，但上海区区弹丸之地械均缺，根本难以对抗，实属有心无力。广东力量虽雄厚，但军政官员意见分歧，力量根本凝聚不起来。湖南先不说谭延闿能够掌握几分实力，便是旁边有个态度不明的李汉，便足以令其束手束足了。而闽督孙道仁退出了与赣湘四督的联盟，则是对国民党武力讨袁的最沉重的打击，在山雨欲来风满楼地态势下，国民党已未战先乱。

    正当革命党人士气消沉，谭人风调和失败之时，汪兆铭趁孙中山往日本求助军火、贷款援助的时机，说服黄兴、蔡元培等元老，同意请出前任内阁总理唐绍仪跟素有民国缔造者之称的赵风昌，准备通过两人去与袁世凯谈判，为南北调和进行最后的努力。

    黄派经过协商开出的条件十分优厚：1.宋案追查至洪述祖为止，不再要求赵秉钧出庭对质；2.赣皖四省可施行军民分治，但未来三年内民政总长须由省内议员选出，三年后改由政府任命；3.国民党员以大局为重，不轻易言战，并在随后的大总统选举中，选袁世凯为大总统。

    当然，他们也有要求：1.应桂馨、洪述祖执行死刑以慰宋教仁，中央当以国务院总理之礼仪重新安排宋教仁之后事，并对其之后代、家人多加照顾；2.尊重国民党于国会的第一大党地位，尽快结束南北乱局，恢复国内秩序；3.政府不得再对四省都督追究其几月来之责任，不得在正式民选内阁决出前更换四省都督，并不得打击报复国民党党员。

    除此外还有一条双方都默契的没有提出，那边是互相约束报纸，不得再提及几月来所发生的事情。

    面对如此优厚的条件，袁世凯的确动了心，但他的立场稍微有些和缓，上海发生的进攻制造局事件又刺激了他动武地决心，这最后一次的调解机会也失去了。这次事件是由一直不甘心失去上海都督之位的陈其美一手策划，由他手下的青帮弟兄并拉拢了不少的曾参加辛亥革命的一些会党领袖发动的。其中有江苏都督府顾问、共进会副会长、铁血监视团发起人张尧卿，广东绿林改进团领袖柳人环，上海工党成员、铁血监视团成员韩恢等人，他们又去联络上海籍的工党领袖徐企文，利用徐熟悉上海情形的有利条件，出头组织。在策动起事的过程中，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公然打出了领袖为黄兴、陈其美的大旗来组织队伍，联络的对象主要是退伍军人、无业游民和驻守上海制造局地下级官兵。

    上海青帮大佬跟陈其美有矛盾的不少，受到袁世凯拉拢倒向他这位民国最高统治者的人不在少数，因此陈其美的行动其实一直都有跟他不对路的青帮大佬源源不断的送到袁世凯的案上。6月19日，袁世凯特意拍电吩咐江苏都督徐绍桢捉拿张尧卿。黄兴得悉张、柳等以他们的名义策动起事后，很快查明了背后之人乃是陈其美的他一面大怒，下令阻止制造局中地国民党党员参与其事，一方面派人赴南京直接向徐绍桢报告，并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