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章 (第51/112页)

乖谬；而其前后复审各折片，复敢枉易负气，刚愎怙终！谓‘现审与初供虽有歧异，无关罪名出入，并请饬下各省，著为律令’，是明知此案，尽属子虚，饰词狡辩，淆惑圣听，其心尤不可问！”

    指责杨昌濬则是目无朝廷，正是意在裁抑封疆大吏的主旨所在。他说：“杨昌濬于刑部奉旨行提人证，竟公然斥言：‘应以正犯确供为凭，纷纷提解，徒滋拖累！’是直谓刑部不应请提，我皇上不应允准。此其心目中尚有朝廷乎？”

    对这两段诛心之论，还有进一步的解释，措辞严厉而尖刻，是打动听闻的紧要所在：“臣揆胡瑞澜、杨昌濬所以敢于为此者，盖以为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皇上冲龄践阼，太平未及亲裁，所以藐法人君，肆无忌惮。此其罪名，岂比寻常案情，专就故入、误入、已决、未决、比例轻重也！”

    这是说，胡、杨二人的罪名，已超越司法，而有欺侮“孤儿寡妇”之嫌，换句话说，便是有“不臣之心”，这样的措辞，不独胡瑞澜、杨昌濬吃不消，而且对丁宝桢、李鸿章等有权的督抚，及帮胡、杨说话的人，亦有杜口的作用。尤其是各省督抚，谁要说胡瑞澜、杨昌濬做得不错，谁就是跟胡、杨一样，也是在欺侮“孤儿寡妇”。认真追究心迹，可以替他们带来极大的麻烦。

    下面再转回司法，追溯近年的京控案件：“臣唯近年各省京控，从未见一案平反。该督抚明知其冤，犹以‘怀疑误控’奏结；又见钦差办理事件，往往化大为小，化小为无，积习瞻徇，牢不可破。”

    但亦有例外，而例外别自有故：“唯有四川东乡县一案，该署督臣文格，始为回护，继而检举，设非此案在前，未必不始终欺罔。”原来四川东乡县的一件命案，藩司署理总督的文格，起先亦如杨昌濬那样，一意回护审问有误的部属；及至看到杨乃武一案，京控获准，心存警惕，怕刑部亦会照样办理，驳下来复审，因而自动检举部属的错误。这就是所谓：“设非此案在前，未必不始终欺罔！”接下来就自然有了了解：“可见朝廷举动，自有风声；转移之机，正在今日。”这就是说，朝廷如果措置严峻，各省自会畏惧；

    如今难得有一个将督抚的权力转移到朝廷，司法的风气由徇庇转移为公平的机会，不可以错过。

    以下便是总结，陈明上奏的目的：“臣亦知此案于奏结时，刑部自有定拟，朝廷必不稍事姑容。唯念案情如此支离，大员如此欺罔，若非将原审大吏，究出捏造真情，恐不足以昭明允而示惩儆！且恐此端一开，以后更无顾忌，大臣若有朋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臣惟伏愿我皇上赫然震怒，明降谕者，将胡瑞澜、杨昌濬瞻徇欺罔之罪，予以重惩，并饬部臣秉公严讯，按律定拟。”

    这道固封的奏折，由内奏事处上达深宫，已是腊月二十六，离除夕只有三天的工夫。大小衙门虽已封印，但清朝的家法，皇帝处理政务，无问寒暑，不问季节，哪怕大年初一，亦无例外；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也是如此，在急景凋年之中，照常批阅奏折，召见军机。

    东宫长于德，西宫优于才，看奏折是慈禧太后的事。不过，小事虽由慈禧太后径自裁决，大事仍旧跟慈安太后商量。像王昕的奏折，当然属于大事，所以慈禧太后特地派太监将慈安太后请了来，拿奏折念给她听。

    念到“大臣倘有朋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时，慈安太后亦悚然动容了。商量结果，两个人的意见相同，都主张严办。

    因此，第二天便有上谕：“御史王昕奏：大吏承审要案，任意瞻徇，请予严惩一折，据称浙江余杭县民人葛品莲身死一案，原审巡抚杨昌濬，复审之学政胡瑞澜，瞻徇枉法，捏造供词，请旨严惩等语。人命重要，承审疆吏及派审大员，宜如何认真研鞫，以成信谳！各省似此案件甚多，全在听断之员，悉心研鞫，始得实情，岂可意存迁就，草菅人命？此案业经刑部复验，原讯供词，半属无凭。究竟因何审办不实之处？

    着刑部彻底根究，以期水落石出，毋稍含混。杨昌濬、胡瑞澜等应得处分，俟刑部定案时，再降谕旨。”

    这是一道“明发之谕”，人人可以看得到，有人称快，有人发愁。逗留在京，打算过了年等结了案再回浙江的袁来保，一看有此上谕，不免为杨昌濬担心，当即找到浙江驻京的提塘官，请他派人将王昕的原奏连同上谕，尽快送回浙江。

    最快的途径，便是由天津上海轮，经上海到杭州。但一来一往至少亦须二十天。到了第二年——光绪三年的元宵，杨昌濬派了人来了。

    派的是他的一个亲信，携带重礼，遍送军机大臣及刑部的堂官与承审本案的司官。袁葆恒与绍祺辞而不受，浙江司的三司官，亦复如此。见此光景，桑春荣与皂保等人亦就不敢受礼了！

    一开印，翁曾桂便即着手草拟复奏。动笔之前，先跟林拱枢与刚毅商量，杨昌濬与胡瑞澜应该得何罪名？

    “照例，一二品大员应得处分，应该请旨。不过，处分根据罪名而来，事实上等于我们在定拟处分。”

    翁曾桂说，“失入固然不可，失出亦非所宜！此案观瞻所系，务必斟酌至当，请教两位老兄的高见，宗旨定了，我才好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