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章 (第50/112页)

感受之下，走出去也神气得多了！

    不论到哪里，问起来是在刑部当差，立刻就会令人肃然起敬。只是桑春荣与皂保，却颇为不安，一个是怕牵涉到杨昌濬，一个是怕刘锡彤判刑太重，在宝鋆面前不好交代。

    尤其是桑春荣。他在本案中，始终是主持的长官，好话虽听得很多，责备却也不少。最使人难堪的是，丁宝桢公然斥责。

    丁宝桢是山东巡抚，本人固然清廉能干，是个好官，但享大名的一件事是，杀了慈禧太后所宠信而违反祖制、私自出京的太监安德海。照情理说，慈禧太后应该恨他，然而不然，因为丁宝桢奉慈安太后与同治皇后所下的密旨，将安德海在济南正法以后，特地曝尸，让百姓晓然于安德海是个没有“那活儿”的真太监，因而得以洗刷了宫闱中无可究诘的一些谣言，使得慈禧太后大为赏识。所以当慈禧太后母家的恩人，四川总督吴棠病故出缺，立即降旨，以丁宝桢调升。

    督抚调动，照例要请旨“陛见”，以便“请训”。丁宝桢到京之时，正赶上海会寺那一场盛举，他本来就对刑部干预此案，深表不满，认为刑部过分侵犯督抚的权责。此时得知复验结果，便越发生气了！

    “这简直是胡闹！”他在朝房里，扯开贵州人特有的那种刚劲的嗓音说：“人已经死了三年啰，毒早消了，骨头自然发白。这哪里可以定案情的虚实？”

    丁宝桢这么说，桑春荣还不觉得什么。谁知湖南湖北的朝士，群起而和，因为这一案中，杨昌濬是湖南人，而胡瑞澜原籍湖北，两湖大同乡，正找不出法子救杨、胡二人，听得丁宝桢的议论，自是深中下怀，酝酿着要上折子参刑部堂官。

    桑春荣得知这个消息，不免着急。有一天在一处应酬遇见了丁宝桢，想作个解释，哪知丁宝桢竟不容他开口，盛气说道：“这种案子怎么可以翻！白公，你真糊涂！时局不靖，督抚非有生杀之权，不足以镇抚地方。已经定谳的案子，到了刑部，全盘推翻，将来外官做不得了！”

    这一下，桑春荣才知道，此案平反，得罪了所有的督抚，越发恐惧。回到部里，找了浙江司的司官说道：“这一案，旨在平反冤狱，杨乃武、葛毕氏既已昭雪，就适可而止吧！”

    翁曾桂、林拱枢都还在沉吟未答，刚毅却率直地问道：“请大人的示，何谓适可而止？”

    “意思是，不必牵涉太多。”

    “是！”刚毅答说，“案外之人一个不牵累，案内之人一个逃不掉！”

    杨昌濬、胡瑞澜算不算案外之人呢？桑春荣倒有些困惑了。

    刚毅却全不理会桑春荣作何想法，力主依律定拟罪名，不须有任何顾忌。但翁曾桂却从他叔叔翁同龢那里获得了许多了解：这一案，已不是纯然平反冤狱，不过刑名上的一件名案而已，已经牵涉到大局了！

    影响大局的是发生了两大争执。一是两湖对江浙之争。这种争执，如果不设法化解，就会像明朝末年，由地域的派系演变为东林党与阉党之争那样，可以导致亡国之祸。

    再是内外之争。从平定洪杨以来，督抚的威权日重，颇有尾大不掉之势。因此，很有人主张朝廷应该收权，督抚应该抑制。这本是既定的主张，做得也很顺利，但丁宝桢表示的态度，也就等于代表了所有督抚的态度。特别是直隶总督李鸿章，他跟丁宝桢是同年，交情一向很好。这次丁宝桢由山东入觐，李鸿章特遣专差，迎接到天津，盘桓了好几天。谈到做督抚的甘苦，必然会议论此案，认为朝廷过分而为杨昌濬不平。所以丁宝桢敢这样公然指责刑部，至少背后有李鸿章在支持。

    这一来，属于直隶的好些京官，有些不安了。因为督抚权重，则小民往往受苦，李鸿章声威赫赫，如果不稍微制他一制，令出如山，百姓更无陈情的余地。所以籍隶安丘，曾经奏请将此案提交刑部审问的边宝泉，拟了一个奏折，特意请他的姻亲王昕出面呈递。

    他所以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已经上过一个很严厉的折子，赓续再上，会使人怀疑，他是有意跟什么人过不去；第二，王昕是苏州人，现任江南道御史，由他出面，多少可以表示，主张裁抑督抚的权力，是直隶言官的公意，李鸿章便会有所警惕。

    这道奏折，开宗明义就指出：“臣愚，以为欺罔为人臣之极罪，纪纲乃取下之大权，我皇上明罚敕法，所以反复求者，正欲伸大法于天下，垂炯戒于将来，不止为葛毕氏一案，雪冤理枉已也！”

    接下来，笔锋就针对着杨昌濬与胡瑞澜了。他说：“伏查此案，奉旨饬交抚臣详核于前，钦派学臣复审于后，宜如何悉心研鞫，以副委任。万不料徇情枉法，罔上行私，颠倒是非，至于此极！现经刑部勘验，葛品莲委系因病身死，则其原定招供证据，尽属捏造，不问可知。夫借一因病身死之人，罗织无辜，锻炼成狱，逼认凌迟重典，在刘锡彤固罪无可逭，独不解杨昌濬、胡瑞澜身为大臣，迭奉严旨，何忍朋比而此也！”

    以下分论杨昌濬与胡瑞澜的罪状，看起来是对胡瑞澜责备较严，其实耸动听闻，还是对杨昌濬的指责来得厉害。

    指责胡瑞澜是心术不端，道是：“胡瑞澜承审此案，严审逼供，唯恐翻异，已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