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章 (第40/112页)

只说了句，“可惜，你热心稍微过度了些。”

    “是！”陈湖乘机恳求，“堂上明见，小地方的人，见识浅，事情不知道轻重，只为了太热心，所以有的地方错了不知道。求堂上笔下超生。”

    “果然情有可原的，我自然请上头从轻发落。”刚毅问道，“在这件案子里头，你还参与了哪些事，你自己说！”

    这下又使陈湖为难了。他参与的事件很多，说出来都是对自己不利；但如隐瞒不说，固可搪塞一时，就怕沈彩泉再供出什么来，显得自己又在撒谎，连刚才那番实供的效用都减低了。

    因而踌躇了好半天才说一件事：“后来上头派一位郑大令来查，钱坦兄弟来找我，问我怎么办？我说，你们照实回答，果然没事。”

    “此外呢？”

    “此外？”陈湖装作茫然而疲累的神情，“没有啥了！”

    其实，此外即令有所参与，亦已无关宏旨。刚毅便关照书办，将陈湖的口供交本人核对。陈湖看得很仔细，指出几点记错了的地方，一一改正，签名画供，便好回监狱去服他的由太医院弄来的“好药”了。

    对于陈湖的口供，翁曾桂与林拱枢都很满意。包括刚毅在内，一致同意，应该传刘锡彤来问了。

    这当然要禀明堂官。桑春荣的态度，大家是知道的，始终存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另一位新任的满缺尚书，态度亦很可疑——这位尚书名叫皂保，字荫方，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恩科的进士。这一榜也是人才济济，其中有两位更于朝局大有关系：一位是文祥，满洲镶白旗人，现任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明敏通发，有为有守，朝廷决大疑、定大计，最后都是他跟恭王两人主持；另一位是阎敬铭，曾经当过山东巡抚，如今家居养病，但清廉耿介，精明务实的风格，很能一振宦海颓习。不过皂保却是庸才，而且相当势利，怕亦会想到刘锡彤是宝鋆的乡榜同年，曲意徇庇。

    因此，三个人商量下来，决定要等两位侍郎到部时，才去谈这件公事。这两位侍郎，一位是满缺左侍郎绍祺，他是当年与翁同龢一致主张本案应该驳回浙江重审的，自然会一本初衷，力主严办；另一位是到任不久的汉缺左侍郎袁葆恒。此人是名父之子，他的父亲袁甲三，在洪杨作乱之初，颇著战功，在两淮各地建有专祠。袁葆恒由翰林参军，先在李鸿章幕府，后来为左宗棠西征督饷，先后五年之久，最后因为意见不合而分手，内调为侍郎，由吏部转刑部，为人精明强干，颇持正论。如果桑春荣、皂保有什么反对传问刘锡彤的表示，便可请出绍、袁二人来抑制。

    到了第二天上午，很凑巧的，“六堂”都到了衙门，在白云亭休息聊天。于是翁曾桂约齐了林拱枢、刚毅，一起抱牍上堂，面报公事。

    听刚毅讲完审问沈彩泉与陈湖的经过，心直口快的袁葆恒说：“勾串药证，铁案如山。刘锡彤就不是解任了！很可以奏请革职，归案讯办！”

    此言一出，桑春荣与皂保默默无所表示，承办的三司员，却是大为宽心。袁葆恒的态度，可说超出了他们的希望。就算讨价还价，至少传刘锡彤到案来问这一节，总可以办到了。

    果然，皂保还价了，“我看，”他说，“奏请革职还早了一点吧！”

    “先传他来问一问，亦未尝不可。”

    “是的。”绍祺附和，“我看先传他来问一问，亦不妨对质。”

    “就这样吧！”袁葆恒问道，“两公对这件钦案，想来亦赞成秉公从严？”

    由于“钦案”这顶大帽子笼罩着，皂保与桑春荣都不便再反对。于是很顺利地发出了公文，传唤解任余杭县知县到案应讯，公事上的措辞很温和。

    这一下刘锡彤吃紧不小，跟袁来保去商量，是否可以拒绝，因为他并非案中人犯，亦非证人，自觉不该与杨乃武、葛毕氏在一案中被讯。话是有道理的，但袁来保劝他要考虑后果。

    “如果说，刑部司官一定要请老兄到案，他们自然有法子。奏请上裁，是一法；行文浙江巡抚，下札子给你，也是一法。不过，”袁来保说，“那一来除了耽误工夫以外，对老兄一定大为不满。敬酒不吃吃罚酒，就没有意思了！”

    “这杯‘敬酒’，可也不容易喝噢！”刘锡彤苦笑着说。

    “总比捏着鼻子灌好得多。”袁来保说，“老兄问心无愧，去一趟怕什么？”

    最后这句话很有分量，刘锡彤如果一定不肯应讯，先就显得情虚，这样，宝鋆即使肯帮忙，也会觉得无所措手。转念到此，只好硬着头皮到刑部浙江司去报到。由翁曾桂、林拱枢、刚毅三个人一起接见。

    总算很客气，不是堂上、堂下很明显的审问的样子，是用东西双方，宾主相对的会晤方式，不过，“主人”后面另一张小桌，坐着录供的书办。

    “杨乃武、葛毕氏一案，传唤人证，逐一研审，案情大致已经明了了。”翁曾桂说，“不过还有几点疑义，非请贵县来说明，不能了解。”

    “此案纠葛甚多，”刘锡彤答说，“本县是初审，命案有钦定的限期，所以总以符合功令，尽速申详为宗旨。有许多情形，本县都是奉命办理，并非故意罗织。”

    这番话已有将责任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