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章 (第39/112页)

湖解释，“沈彩泉说：‘谕单如果请黄师爷去写，今天就拿不下来了。不如请你写一张，我拿到里头去盖上大印，让钱老板随手带走，大家省事。’因此，我就写了一张。”

    “你的意思是，沈彩泉就是县官，你就是县衙门的刑名师爷？”

    “这，这话不能这么说。”

    “不这么说，怎么说呢？”

    刚毅的话没有错，沈彩泉可以替刘锡彤做主，而他是替黄师爷代劳，两人不就像一个是县官，一个是刑名师爷？陈湖无话可答了。

    “陈湖！”刚毅认为他辞穷理屈，内心必已动摇，此时晓以利害，可以促使他彻底悔悟，所以和颜悦色地说，“我替你想想很可惜，也很犯不值！你无非身为余杭县的子民，又蒙刘大令器重，有可以效力之处，尽力而为，即有错误，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你并不是从中架弄是非，乘机敲诈勒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罪过。可是，像你现在这样，处处掩饰，处处破绽，仿佛蓄意要冤枉杨乃武、葛毕氏，这情形就不同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替人受过？”

    这“替人受过”四字，打中了陈湖心坎，力量很大，不由得失声长号：“堂上明见万里，我真的是替人受过。”

    “不要紧，不要紧！”刚毅急忙安慰他说，“你答的话很多，不过还没有画供，就不算落案，补救还来得及！”

    “是。”陈湖重重点头，用软弱求援的眼色，望着刚毅。

    “只要你自己愿意补救，本司与人为善，一定给你机会。你知道不知道，应该怎么补救？”

    “请堂上明示。”

    “很简单，你说实话就可以补救。”

    “是！”陈湖嗫嚅着说，“不知道哪几句话不实？”

    刚毅笑一笑，随又放出庄重的脸色，“这因为你不实的话太多，自己都记不清楚了。”他停了一下说，“本司既然答应给你机会，只好破费工夫再问一问。”

    于是从书办那里取来陈湖的供词，从头细看以后决定，挑最有关系的两件事，重新审问。

    “钱坦一名钱宝生，你是听别人所说，自己也记不清楚，是不是？”

    这是替他开脱的问法，也是为了便于他改口，陈湖当然懂得其中的用意，很清楚地答说：“是的。”

    “他本人当然不肯承认，是吗？”

    “是！”

    “既然如此，他甘结上一定不会自己写钱宝生这个名字。你恐怕记错了，倒再想想看！”

    不用再想了，既然已决定说实话，正好以话搭话，“是的，我记错了！”他说，“当时钱老板要写上钱坦的名字，我说，你这样写了，等于不写。杨乃武供的是钱宝生，不是钱坦。后来钱恺也帮着劝，说这张甘结无非装个样子，用什么名字都没有关系，钱老板才照办的。”

    “嗯，嗯，这才是情理中的事。我再问你，钱坦在县官面前不肯承认卖砒霜，而经你们一劝，肯写甘结了，其中一定有个他不能不写的道理。这个道理，照沈彩泉的口供看，已经很清楚了，我们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肯说实话！”

    “一定说实话。”陈湖答说，“钱老板所怕的，就是送到杭州府去过堂，不肯写这张甘结，杭州的官司吃定了；肯写这张甘结，县官再给他一张与此案无关的谕单，官司可免，钱老板当然愿意。”

    “钱坦的意思是，没有县官保证他不牵涉在内的谕单，就不肯出具甘结？”

    “是的。”陈湖答说，“钱坦跟我说，我不能‘自绊石头自压脚’。”

    “那么，谕单这个花样是谁想出来的？”

    “是我一时想到的。当时还没有谕单这个名目，我只说，我可以去替他弄张东西出来。”

    “然后，你就动笔写谕单了？”

    “不是！我哪好这样子自作主张。就算我写了，没有大印也没有用。”

    “照此说来，是先问了刘大令的？”

    “当然。”

    “谁去问的？是你自己？”

    “不是的。我告诉沈彩泉，沈彩泉说：‘这要问问大老爷看。’就进去了。”

    “出来以后怎么说？”

    陈湖觉得这句话的出入关系很大，所以细想了一会儿才答说：“沈彩泉告诉我，刘大令的意思，为了体恤钱某人，这张谕单可以出。”

    “于是，你就拟了一张谕单的稿子？”

    “是的。”

    “有没有给刘大令看过？”

    “当然看过的。”陈湖答说，“看了好些时候才拿下来。”

    “刘大令有没有在稿子上批了什么？或者照一般办稿规矩，在上面画行？”

    “没有。”陈湖答说，“不过改动了几个字。”

    “改动的是什么字？”

    “记不得了。大致是语气改得比较活络一点，轻一点。”

    “以后呢？”

    “以后？”陈湖想了一下，很起劲地说，“两方面都很感谢我，刘大令还请我吃饭，我完全是好心，帮他们双方调解，公事上既能交代得过去，钱坦亦不至于受累。我做事一向是如此的，只要人家有困难，我跑跑腿，赔点气力精神无所谓。”

    “嗯！嗯！”刚毅本想驳斥他一番，转念觉得大可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