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章 (第57/106页)

老夫子费心改正。”

    于是田黄当场动笔，将词句不妥之处，一一改正，而有些地方虽然牵强附会，不甚讲得通，可是原供如此，不能擅改，只好仍如其旧——一件罪应凌迟处死的逆伦重案，初审就这样算是有了结果了。

    十月二十日起解，一共五条船进省，脚镣手铐的杨乃武与严密看管的小白菜以外，沈媒婆、喻师母亦要随同进省。王心培是重要证人，亦被牵连在内，自备盘缠，陪着打官司，这就是所谓“讼累”。

    从十七日开始，天天有差役上门，来通知准备进省，来一次要好酒好菜款待，临走还要讨“脚步钱”，又名“草鞋钱”。其实每次所需，买一百双草鞋都有余，沈媒婆倒有些懊悔打官司了。

    杨家更不必说，差役上门，一来就是五六个：进门先来一顿责备，接下来是神色严重的恫吓。除了杨恭治以外，杨太太亦须抛头露面，用好话周旋。需索的花样，层出不穷，而每一次需索都附带着威胁，倘如不遂所欲，不是官司不利，就是犯人会大大吃苦。杨太太为了救丈夫，已经开始在卖田了。

    当然，除了重托解差以外，另外还要派人进省照料。依然是拜托杨恭治与詹善政，随带四名下人，专雇一条船跟着官船走。在路上，杨恭治与詹善政一直在想办法接近杨乃武，为的是官司与家务都要得他一两句要紧话交代，才有措手之处。无奈是刘锡彤亲自押解，监视严密，始终不得其便。

    一日水程，到了杭州，立刻送进钱塘县监狱——杭州城内分钱塘、仁和两县，钱塘县名为“首县”，照例为府办差。杭州府衙门并设监狱，凡有审转的人犯，都寄押在钱塘县。

    这一来，杨家便得两处打点，平白又多一份开销。一连三天，天天得花二十两银子才能送进去一顿牢饭，却还不知道能不能到得了杨乃武口中。

    到了第四天去送牢饭，禁子跟詹善政已经很熟了，告诉他说：“提人的单子已经下来了，明天一早过堂。听你姐夫说，案子是冤枉的，你们得要早早想法子。”

    “是啊！是在想法子。”詹善政皱着眉答说，“托人到知府衙门打了招呼，都说‘能帮忙一定帮忙’，也没有一句切实的话。”

    “空口说白话是没有用的。”

    “自然也有点‘意思’。无奈——”詹善政踟蹰了一会儿，突然问道，“头儿，你能不能让我跟我姐夫见一面，我只说一句话。”

    “那不行！上面知道了，我吃不消。”牢头禁子想了想答说，“这样，你要说的一句话，我替你带到。”

    “那也好！”詹善政心想，说是说“一句话”，这句话却不易说清楚，传述有误，出入甚大，所以又改了口，“我想请头儿替我递张条子进去。”

    “这——我自己倒无所谓，就怕别人知道了说闲话。”

    詹善政这一阵子为姐夫奔走官司，进出公门，也很懂一些其中的奥妙了。一听这话，便即明白，立刻答说：“我懂，我懂！当然不会让你为难。”

    “你懂就好！‘公门里面好修行’，你就把条子写起来，我替你递进去。”

    詹善政识字不多，笔重千斤，这张条子要请杨恭治去写，顺便也可以跟他商量一下。于是跟牢头禁子说明缘故，立即奔回客栈，找到杨恭治写好一封短函，重回监狱，连同二十两一张银票一起递上。

    “拜托头儿，替我讨个回音，我在这里等！”

    “可以！”

    很快地有了回音——他们问杨乃武的两件事：第一，官司有无把握；第二，应该如何下手？因为杨乃武本人深谙此道，官司如无把握，便得准备倾家荡产去营救，但从何入手，仍旧需要杨乃武的指示。而回音却只有一句话。

    “你姐夫说，要你赶快跟沈媒婆去说明。”

    “噢，”詹善政问道，“另外没有话？”

    “没有。”

    詹善政无奈，只得跟杨恭治去合计。两人细细琢磨一番，终于了解了杨乃武的本意，这场官司唯有疏通沈媒婆，口供有利于杨乃武，才是釜底抽薪之计。

    有求于人，少不得先要表表心意。沈媒婆的境况不好，送现银最实惠，两人商量着，找张皮纸包了二十两银子，捏在手里去看沈媒婆。

    “沈大妈，”杨恭治将一包银子递了过去，“一点点小意思，不要嫌少。”

    沈媒婆接银在手，踌躇不语，受之无名，拒之不舍，想了半天答说：“不瞒两位少爷说，我是借了几两银子来打这场官司，住店要店钱，吃饭要饭钱，知府老爷还不曾见面，盘缠已经差不多了。总算天无绝人之路，两位少爷雪中送炭，我也就老老脸皮了。”

    “大家都是受累，应该互相照应。沈大妈，我们两个可以当着你的面罚咒，十月初五那天，我姐夫在我家，一步都没有离开过。这场官司确确实实是冤枉的，沈大妈，”詹善政兜头作了过揖，“你无论如何要说句公道话。”

    “我也没有说杨大爷拿砒霜给我媳妇。”

    “可是你媳妇这么说。想来是受刑不过，信口乱咬的。只有你可以替我姐夫洗刷。”

    杨恭治觉得他这话说得不大得体，便拉一拉他的衣服，向沈媒婆问道：“沈大妈，过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