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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组长连连摆手道：

    “我不要，我不要，怎么说我也是村组领导，也是党员，我家不需要任何国家给予的艾滋病方面的补助。”

    赵安全对他解释道：

    “国家的四免一关怀政策，你家儿子是符合享受的，你写一个申请书，我帮你拿着去民政办理，就可以把你家纳入低保，这样，每年不就有几千元的补助费了么。”

    小组长还是油盐不进，他坚决拒绝了赵安全的好心：

    “别人要吃这个低保给别人吃，反正我家不吃！”

    赵安全当然知道，他家不吃低保的主因，并不是这位小组长高尚到要为国家节省开支，而是他怕儿子得了艾滋病这事被村民诟病。

    他觉得儿子得了艾滋病这个奇耻大辱早就透支了当初儿子考上大学带给他的自豪感。

    工作中，安朵也时常碰到因为不承认自己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而自愿放弃享受“四免一关怀”扶助政策的人。

    不是他们不需要这些实惠的补助政策，更不是他们的家庭条件富裕到不需要补助政策也可以得到正规治疗的水平。

    而是他们都活在艾滋病病耻感的阴影下，不敢大胆地走出来。

    每每想到赵少君的轻生，还有像那位村民小组长一样想方设法放弃“四免一关怀”政策扶持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安朵就感到一种无力感从心底泛起。

    没有治疗药品的时候，盼望早日研发出抗艾滋病病毒的药物。

    有了抗艾滋病病毒的“鸡尾酒疗法”，可以说是广大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迎来了生命的春天。

    加上有了艾滋病“四免一关怀”政策的加持，让人人都享有了艾滋病正规治疗的机会。

    可以说，人类在对抗艾滋病病毒这一条道路上，每跨出的一步，都是非常坚实的步子。

    可是，就是因为有了艾滋病病耻感的阴霾笼罩，让本来可以接受到公平治疗机会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又想着放弃。

    人人可以享受到艾滋病公平治疗的机会，这本来是国家乃至安朵她们这些基层防控一线的防艾工作者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打开的一扇窗。

    可是又因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及其他们的家属笼罩着艾滋病病耻感的阴霾挥之不散，他们自己又把“人人享有艾滋病公平治疗机会”的这道门给关闭了。

    如果广大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如果走不出自己的“心魔”，不能够驱散乌云般笼罩着的病耻感的阴霾。

    那么，艾滋病防控“扩大检测、扩大治疗”的措施永远无法落实。

    “治疗就是最好的预防”也将成为一句空话，消灭艾滋病传播流行的目标将变得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