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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着维持局员、局匠生活，所以没有裁撤。

    周自齐见梁士诒不愿起来，只好硬着头皮站起来道：“银元流行前，制钱每年约铸200万串，前朝为搜刮百姓，每每变更制钱分量，铸造大钱（如当十、当五十等），更有夹杂铁、铅等杂质之举。于是钱银比愈加跌落，清初一两白银可换钱约900文后跌落至1700余文仍难换到。我中国银行跟梁总裁的交通银行都是前朝的货币发行银行，因此掌握一些数据。现全国制钱因为经年累月和自然损耗不少，但据财政部分析，至少还有10亿文甚至20亿文以上的旧制制钱在流通。不仅一些偏僻省份在用，就连各口岸跟京城、天津、上海、广东甚至香港都在用。因为都是前朝货币，继续使用不太妥当。但如何收回，财政部深感头痛……”

    铜元同样为圆形铜钱，其与制钱之最大区别在于边缘略厚，中央无方孔，出现甚晚，光绪年间始有面世，主要为模仿外国之铜辅币，袁世凯改制时曾经印制了袁大头银元的辅币，储备银元也有铜制辅币，这两种铜元辅币虽然在市面上已流通无阻，渐有代替制钱之趋势，但因为银质的较少，一时半会之间不可能普及到全国，因此大多数地区都还在用前朝的制钱跟光绪铜元。而且地方各造币厂在辛亥年革命之后纷纷设立，有能力的便印些劣质银元，没实力的多数还是大铸铜元，大多数的官定价格都远超它本身的价值，不但百姓不喜欢用，也扰乱了市场经济体系。

    前朝跟地方各势力留下的烂摊子，总统也头痛了，皱眉问道：“这种情况难道就没有办法控制么？”

    “铜钱和铜元是一定要收回的，我国虽然产铜，但数量不大，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每年都要花费银子从国外进口铜料，现在兵工行业大量需铜，两相争夺必然不妥。况且，铜钱、铜元滥铸，已经失信于民，不能不加以重视。我看，不如政府先下一道政令，言到将在未来固定三到五年后废除前朝制钱跟铜元，然后以储备银行券兑换的方式吸收民间流通的制钱。为了加快回收步伐，不妨在回收时略微让利于民。比如一元储备银行券可换1300文铜钱，我们定的兑换标准就以1000文换一元。政府以溢价回收保证了纸币的信誉，虽然财政上需要承担一部分的损失，但一来可强化‘储备银行券’的纸币影响力，二来也可换来民众的支持，诸位以为如何？”

    胡瑞霖事先已经跟大总统通了气，他的心思已经摸得很清楚了。

    第五卷 大炮主义 第五百六十章 法币跟央行

    胡瑞霖的话刚落下，会场内顿时便安静了下来，尤其徐世昌等人眉头不自觉的便皱了起来，因为他们仔细一想，便发现了这位新总统心腹话里的圈套了。

    段祺瑞在会议上第一次开口，询问道：“总统虽是好心，但恐怕财政上也吃不消。舍弃之前不说，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至宣统三年间‘大清’、‘交通’两大银行共印制铜元不下两亿，算上民间制钱，多且不说而且分散各地，恐怕三五年内无法回收完成。铜元一废必伤国本，此提案尚需谨慎考虑！”

    “段总长考虑的是，不过总统一贯以来的执政方针都以稳民跟富民为标准，我财政诸位阁员自然也不能够给大总统抹黑。昨日徐国务突然要召开国务会议讨论国币问题，因为准备不足我们在会议上很少发表什么意见。回去之后我自我做了一番检讨，重新召集财政部诸位阁员，研究了大半夜，就很多问题都已经有了准备。比如刚才我说了稳妥的一方面，其实内中还蕴含着积极成分。既然是溢价回收，每一元可净得几分的利润，各地凡是头脑灵光必然会嗅出此中机会，我们不用号召，自然会纷纷把各地的铜钱收拢过来兑换，这等于政府不用出面张罗就有人帮我们贯彻回收精神。从另一方面看，也不需要另设很多兑换点，我的意思是只在奉天、京城、天津、青岛、武昌、西安、重庆、南昌、杭州九处设立回收点，自有人为了那一部分溢价而送上门来……虽然溢价回收可能要亏损一部分，但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我们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的损失。”

    的确，若是政府能够通过这么大规模的旧币换购，不但可以消除前朝的最后一点影响力，能够快速的将储备银行券推上国家信用货币的位子上，也能够回收市面上大量的珍贵铜资源。中国是缺铜大国，铜资源又是工业发展必不可少的战略资源。从国家的角度上来看，怎么看都是大赚！

    总统带头点了头，自然多数阁员都是赞同的，只不过内阁总理徐世昌有些迟疑，“胡总长言之有理，只是我还有一个疑问，若是各地都贪图此中溢价，在一时间纷纷前来财政岂非难以承受？”

    梁士诒、周自齐、周学熙不动声色的支起了耳朵，徐世昌等人都发现了财政部规划的回收旧币法案中的弊端。按照他们对新总统的了解，他向来是谋而后发，怎么可能让别人占了好处呢。正如胡瑞霖之前所说的，国内至少有价值不下数千万甚至过亿的前朝发行旧币散乱国内各处，并且如今还被百姓拿来当做货币使用。如果仅